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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理性的教育生活 10月11日访问帕塔普斯克高中(Patapsco H.S.)
未知 制胜宝典:低调而有品质的教育   [ 日期:2012-09-03 ]   [ 来自:本站原创 ]

1、玩的是心跳
   湖州是个好地方,以在苏杭“天堂”中央著称。
   湖州“名因湖成,业因湖兴,文因湖昌,人因湖慧”,自古富庶,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太湖水所给予的天地造化,孕育了一个“山水清远、农商并重、崇文重教、柔慧通变”的湖州。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的诗《湖州》,数百年广为传唱:“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巷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可是,天堂湖州并不是一个办教育的好地方,对湖州吴兴实验中学的金凯民校长来说,在湖州办学校着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在湖州办民办学校尤其是一件“悲惨”的事。
   不过,对他的观点,我却不完全赞同。因为,走遍全国,还有哪一处是适合办学校的好地方?我常常自诩:在中国,学校看的最多的就是我郑某人了,而且我看到的多半是“真实”的学校,没有人会刻意对一个“体制外”的教育游历者报有戒心,于是,学校最真实的场景便会“全裸”在我面前。所以,无论东西南北中,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山区,无一处适合办学校,我的这个定论算是下定了,而金校长所说的“悲惨”无非是无数悲惨中的一个。
   吴兴实验中学2004年创办。吴兴是湖州市的中心城区,历来是传统名校汇聚之地,金校长说:“这些名校办学历史长,办学成果多,社会认可度高”,言下之意,吴兴实验中学在“优质教育资源”的重重包围之中,刚开办就必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其实,说白了,那些传统名校之所以还维持着“名”,主要靠着升学方面的成绩,在教育领域内学校间的竞争主要就是升学的竞争,其他方面的成就多半只是点缀而已。这就是说,新开办的吴兴实验学校试图在升学以外,创出什么特色来,与其他学校形成错位发展的态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稍有些常识,不至于被漂亮的理念搞昏头的校长,都会正视这一现实。
   可是,吴兴这个名校林立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办一所“民校”?那是因为湖州市教育局的愿望,也就是湖州市教育局官员的意愿,金校长介绍说,2003年和2004年间,湖州市的中心城区被划分为两个区:吴兴区和南浔区,市教育局原计划只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可是分区之后,两个区都得办一所,这样才显得“均衡”,于是,就各办了一所,这就办成了两所。当年,吴兴区的官员们对要不要办民办学校存在争议,区委书记同意,区长反对,这时就看区教育局长了,而当时的教育局支持办,这就有了吴兴实验学校,这就有了一纸调令,在一家名校当副校长的金凯民就成了新学校的校长。
   金校长用八个字来概括当时的处境,叫做“生不逢时,先天不足”。所谓“生不逢时”是说,虽然浙江省是我国民办教育改革实验区,虽然湖州在10年前正是民办教育的“黄金时代”,虽然湖州有民办教育的传统,新中国第一所民办高中就在湖州成立的,可是,吴兴实验中学的诞生显然正值民办教育的冬天。金校长感慨说: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鲜明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在追求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中,钟摆开始向教育公平回归。从此,公有民办机制已盛极而衰,并逐渐演变,几乎成了“过街的老鼠”。确实如金凯民所言,我2006年曾满怀信心地逃离公办学校而投奔民办学校,才干了几个月校长便落荒而逃,实在是民办教育的冬天已然来临。
   金校长说,学校从创办到现在,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总共不到200万。有人曾戏称吴兴实验中学是“三无一没有”——无历史、无校园、无老师、没有前途。“在创办之初,在别的学校租了一个楼,是一个30年代的房子,有6个班,7、8个教室,有一个报告厅”,金校长介绍说。直到今天,“停办”和“转制为公办”的风声不断,人心惶惶。
   可是,既然孩子已经出生,就得把她养大。浙江人有个了不得的特点:万事绝不等条件成熟了再办,先办了再说!在公办和名校的夹缝中求生存,金校长玩的就是心跳,而此时他手里的牌只有一张:“人”,他认为,人的优势才是决定学校发展的终极力量。
   可是,他有人吗?
2、对付人慌
   一开始,金校长不那么愿意去这所“三无一没有”的学校任职,因为风险太大,在名校安安稳稳地当个副校长,挺美的,何必再去折腾自己?可最终他还是去了,因为人心里总还有些野心的,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在一所全新的学校,也许可以看到别样的一番风景。他认为,学校目标与个人目标交集最大的时候,人的潜能就会迸发出来,而如果交集过小,再能干的人都不会努力工作的。我想,他一定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也一定知道自己的目标与学校生存发展目标的交集有多大。在我与金校长长时间的交往中,我没有看到他特别愿意冒险的一面,我把他战胜了“安稳”而赴任风雨飘摇中的新学校,解释为“理性”的结果,虽然办学会很艰难,而发现也许是可控的,而“收益”一定也不会太少。
   于是,他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个员工,至今,他还是以“首席教师”自居。他对职业生涯的回忆中,总少不了当校长之前夺得教学大奖赛一等奖时那美滋滋的场景。即使当了校长,他还在给学生教课,带学生竞赛,他骄傲地说:我带的是最难的C班。他说:“不亲自教课,校长怎么发挥引领作用?所有的校级干部都是上课的,我们有校长开课日,轮到我的开课日5月中旬,我认为校长在学校不是靠权力领导,而是权威,学术上的权威。我要把校长在行政线和学术线上分开,校长要在行政线上要弱化,要分权,分到分管领导、中层干部、甚至到年级组长。校长其实就是要做教师的学术引领。”
   对于校长要不要亲自教课,我一向有个观点,那就是完全不必。我的理由主要是:
   1、校长是一个管理角色,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让老师们教好课,而不是自己教好课。也就是说,校长应该在管理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再去教课也不迟;反之,那些自己努力教课,而教师们松松散散地乱教一通,则根本不是什么好校长。
   2、校长教的太好,容易形成“学霸”,所谓的学霸就是要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全都听命于自己,对专业方面的异己分子一概的不宽容,逐渐地窒息了教学自由的空气,最终伤害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
   3、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国的校长实在太忙了,要应付的事情太多太多,仅开会和迎接检查这两项工作,就让校长们疲于奔命了,因此难免顾此失彼,到头来课也教不好,何必呢?
   对我的这些观点,想比金校长是知道的,他也从未在我面前发表过反对意见,事实上与他交往那么多年,他没有与我争辩过一次,不是因为我在发表意见时的强势态度决定的,而是因为他更愿意保持倾听者的姿态,低调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人格特质。可是,我恰恰毫不怀疑他的思考能力。他之所以选择坚持站在讲台上,一是他对教学这个工作的眷恋,二是出于对学校现实环境的考虑,学校闹人慌。
   首先是眷恋。对他自己的口号“不教而教”的理念,他总是津津乐道:“我每周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学校,如果我的班级老让别人代课,也很烦的,所以要培养学生我不在的时候也有学习的能力,在这上面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上学期我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学校,但我现在教的班级却考出全年级第一,现在上课对我而言是种享受。我有两个不教:1、学得会的不教。2、同学教得会的不教。我只教自己也学不会的,同学也教不会的。上个学期教的比较慢,因为要教他们怎么学,之后进度会非常快,这学期我只上了两周的课,比其他老师快了3个课时。”
   第二就是现实的考虑了。第一年,吴兴实验中学只招了13名教师,而发展到今天也只有54名。金凯民仍是首席。
   看来他是宁愿“人慌”,也不要“人烂”,他的用人之道在于“个人发展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的交集一定要大”,这同时也是他的“用己之道”,他到这所学校,还不是冲着这里有发展空间吗?按照以己度人原则,他到任后的招聘教师,便显得与其他校长不同:不招名师。
   首批吴兴实验中学招聘教师13名,其中11名老师来自农村地区,城里人仅2名。从名校出来的副校长金凯民,没有带走一个人。他的解释是:“老师从农村到城里肯定是有个人追求的,他们的优势在于经验?学养?眼界?都不是。他们的优势在于态度!当一个人主动放弃原有的稳定工作环境,来到一个新组建的学校,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追求成功,哪怕这种成功很狭隘,老师们都是拼了命去干的。”
   金校长将教师的“工作态度”看的比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更为重要。而一个教师的工作态度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苦出身”的人,改变现状的动机和愿望似乎更为强烈。他甚至对“特级教师”还有些“偏见”,一来,特级教师未必真的“特”到哪里去,二来,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倒是挺“特”的,特别是在待遇方面,一旦以“特级”自居,对创业期的学校而言,不是什么好征兆。
   吴兴实验中学明确提出“责任胜于能力”的理念,他说:“我抓教风,就抓一条,那就是责任。
   宁缺毋滥成了吴兴实验中学招聘教师的一个信条,金校长说“一定要严把关口,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是考进来的,没有一个是上面安排进来的”。
   可是,“上面”能顶得住?
3、 与“上面”相处
   “上面”是有形的,开会时在主席台上的统称“上面”,来学校检查的方方面面领导,无论与教育搭得上搭不上边的一律叫做“上面”;“上面”又是无形的,一旦得罪上面,校长或者学校倒霉起来还不知道到底哪个上面发的力。于是,对付“上面”还是要有些策略的,概括起来就是要用好有形的上面,化解无形的上面。
   与上面公开顶撞是划不来的,因为那无形的上面足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主动迎合上面也是往往要不得的,事事时时听上面的,那你就不用办学校了,一定糟糕。于是,要在上面和下面之间巧妙的游走。
   就拿招生来说吧,谁都知道要想取得升学方面的业绩,就得先招到优秀的“学苗”。薄弱学校之痛在于生源流失,尤其是学业基础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流失到名校;而品牌学校之痛在于生源爆满,名校校长最头疼的就是上面来的条子,光照顾条子生就足以让学校爆满了,而条子生往往不优秀,收了之后成为学校的负担。于是,名牌学校的校长“必死无疑”,拒绝条子生是死,照单全收也是死。
   可,金凯民还“活”着,吴兴实验中学每年招240名学生,其中160个是考进来的,80人是方方面面的关系进来,但就是那80个也必须是考核合格的。条子生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应该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让学校和上面都“赢”,从而达到一种均衡态,是我们这个时代能活下来的校长的艺术。
   除了上面要摆平,金校长还注重与“兄弟学校”的关系。民办学校有招生权,如今的吴兴实验学校在招生报名的日子,家长们通宵达旦地排队,如果吴兴实验中学把好“学苗”都招完,那一定会成为这个地区公办学校的“众矢之的”。金校长不愿意破坏和谐的“教育生态”,他提出“三小”学校的理念,即“小的校园,小的规模,小的班额”,保持“三小”,留一些优秀学生给别的学校,“不为难教育主管部门,不为难兄弟学校”,是金凯民的伦理原则,为此,他甚至决定将招生推迟到其他学校招完之后,他说:“把自已的外部环境做好,学校才能生存好,发展好。”
   在招生方面,金凯民事实上将一部分的权力让渡给了上面和“旁边”,可在办学自主权方面,他决不与任何人妥协。他牢牢地看守住办学自主权,因为那才是吴兴实验中学的命根子。在他看来,上面不管学校,不干预或少干预,学校才有未来。他说:“领导很少来,也不给钱,我也不要上面的钱,开办至今上面一共才投了200万,足够了,还是靠自己更靠得住。”
   说起学校的业绩,金校长格外兴奋:全市最高的学业成绩,升学率遥遥领先,学科竞赛进入全省十强;田径队、篮球队已连续多年是冠军队;每个孩子初中三年都得学会三套拳法,体质健康标准平均分一直保持在90分上下;清韵女子合唱团、三模队、三棋队、书画队蜚声全市;研究性学习、科技创新成果丰硕,连续四年获省一等奖,一年中就有20项发明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学生爱学校,每一届毕业生在升入高中后都会自发组织每月一次的吴兴实验中学校服日活动,这一天他们穿上旧校服已作纪念。
   吴兴实验中学正是因为看护好了办学自主权,才为自己赢得了空间。
4、让家长站边上
   民办学校的谋生之道与公办学校不同,民办学校更容易将家长视为“衣食父母”,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倾向于与家长做出妥协,因为事实上家长在选择学校,如果不能遂愿,家长们可以用脚投票。而家长们的主导动机是什么?无非是升学,他们往往将初中看做是升入重点和品牌高中的桥梁,因而他们的教育观念呈现非常强烈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并且,因为家长们自认为付了钱送孩子来就读的,学校就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在学校和教师面前就应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可是,从一开始,金凯民就没有想过要向家长妥协,他说:“家长不是教育专家,为什么都要听他们的?”他主张引导家长,“家长需要引导,要将家长的意愿引导到与学校的办学思想一致的方向上来”。
   金凯民的教育理想是要培养英才。
   民办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合格公民还是精英人才?在英国的民办学校数量稳定且主要进行“精英教育”,是典型的“贵族学校”,意大利民办学校最发达的部分是学前阶段,美国的民办学校在高等教育中水平特别高。金校长认为,民办教育应该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时代背景下,民办初中应该而且必须培养英才,他说:“公办学校对学生抓两头、促中间,但做得最成功的还是中间。吴兴实验中学作为它们的补充,定位在某一头上才有存在的价值”。
   那什么才是金凯民心目中的英才?他提出,“以自律培养高贵,用体育锻造英才,凭劳动开创未来,让天赋得到自由”。在他看来,所谓的英才一定是全面发展的,而在“德智体”中,身体是第一位的,他说:“没有好的身体做底子,什么事业都发展不了!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做武术项目,现在很多男孩子有女性化倾向,一点野性都没有,怎么成为英才?” 学生道德方面的发展被金凯民放在了第二位,“青春,善良,兼容,高贵”是英才之德的关键词。最后才是学习,才是“智”方面的发展。吴兴实验中学每年开两次家长会,要向家长们(消费者)灌输的就是这些基本道理。
   金凯民所说的“基本道理”,其实就是“学生观”问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应该成为校长和学校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无论精英教育还是平民教育,都要把学生作为“人”来看待,教育者要经常重温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告:“教育成功的最大秘密是把学生看作是人”,可是“人”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需要好好花功夫去推究一番。    
   首先,学生社会的人,也就是人格独立,责权统一;其次,学生是个体人,即他的生活应全面完整,活动应自由自主;其三,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他们有巨大的潜能和潜力,只要条件适合,就能够获得发展;其四,学生是有差异的人,教育应该更好地满足学生多样发展的需要。吴兴实验中学阐释了他们对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英才”的理解,即“八字三力一为首”,“八字”即“青春、善良、兼容、高贵”;“三力”即“思想力、创造力、领导力”;“一为首”即“健康为首”。
   金凯民提出的“基本道理”,是有针对性的,其锋芒直指“人”的不完整性,如此强化身体的重要性,是在彰显教育培养“全人”之旨。用这一基本道理,金凯民带着家长和教师走,坚定地行走。
5、原始积累
   金凯民讲了个故事,用于说明他们是如何因起步艰难,反而练就了一身真功夫的:
   一名剑客去拜访一位武林泰斗,请教他是如何练就非凡武艺的。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只有一尺长的剑,说:“多亏了它,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剑客大为不解,问:“别人的剑都是三尺三寸长的,而你的剑为什么只有一尺长呢?拿着这么短的剑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
   武林泰斗说:“就因为在兵器上我处于劣势,所以假如与别人对阵,就会很危险,我只有勤练剑招,以剑招之长补兵器之短,劣势就转化为优势了。”
   “三无一没有”的吴兴实验中学,一头扎进“教育市场”中,自己挣扎着学游泳,靠着格外的勤奋,终于在07年,也就是开办3年后,品尝到了胜利的果子。这是原始积累的三年,正如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一样,“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民办的吴兴实验中学也有“原罪”。
   金校长说,学校创办之初,条件十分艰苦,招第一届学生时,没有校园,没有教师,那怎么办?只有苦教苦学,先把升学率做起来,否则老百姓不买账的!那时学生负担确实很重,我们是寄宿制的学校,比较容易苦教苦学,在校时间比较长啊。我们常常晚自习到晚上10点,晚上9点多还有老师带着教科书到学校备课的;双休日我们只能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大家都憋着一口气,非要把升学率做上来,都很有激情很有斗志。教师在那里苦教,可学生得有耐受力,如果学生耐受力不够是过不了关的,于是,学校刚开办的时候我们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07年第一届学生成绩出来,升学率全市第一,苦干出来的!
   谈到开办初期的种种景象,金凯民有些许内疚,但更多的是无奈。他说:“提高教学成绩,第一条,改进教的方法,第二条,增加教学时间,由于学校教是农村教师,改进教的方法很困难,所以只能用第二条。”    
   金凯民的话语中,显然将教学时间与学生学习负担相联系,既对也不对。一些负担是由学习时间过长引起的,而另外一些却未必与学习时间相关。这涉及到我们对学习负担的理解了。
   什么是学习负担,“负担”就是一种承受、负载,以及与此相应的生命的消耗,人在达成目标、实现任务、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必然有所承载和消耗,也就是说,学习负担是客观存在的,有学习就必然有负担。可是,不同人对“负担”的体验与其对目标、任务和责任的价值判断和自身素质的现行状态大致维持一种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价值判断愈高,自身状态愈好,体验到的负担就愈轻。因此,“负担”不仅是可以感受的,而且还带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
   金校长说:“学生的情意因素是关键,负担本身就是个人化的、带有主观性的,通过调节情意因素,提升承受负担的上限,增加负担,提高效益,是当时吴兴实验中学的必然选择也是成功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反对愉快教育的,愉快状态下的学习也许在减轻“精神负担”方面略有功效,但学生毕竟依然要为“学习”而承担目标与现实之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必须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心力、体力。    吴兴实验中学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未必在加重学生学习负担。那是因为:
   1、如果学习负担不是外加的,而是学生自寻的,则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负担。外加负担是指那些由学校和教师、家长设定的一种外在要求,是强加给学生的负担,要减负的话,就要减掉这些外加负担,因为对学生来说,外加负担是他们主要的学习负担;相反,自寻负担则是由学生本人自行设定的负担,反映了学生内在的学习要求,这种要求通常与兴趣、爱好、特长相联系,或者受学生对目标的信仰追求和对任务、责任的价值判断所支配,这些自寻负担似乎越重还越好!    2、如果学习负担主要是生理上的,其危害远远小于心理上的。延长学生学习时间会消耗学生的体力,连续的高强度的学习使消耗的体力得不到恢复,会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不过,生理负担还是比较容易察觉的和纠正的;但是,过度的心理负担却会导致认知迟缓、情感失衡、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受到冲击以及精神方面的伤害,与生理负担相比较而言,过重的心理负担不容易察觉,对学生危害更大。所以,吴兴实验中学开办伊始就配备心理教师是明智的。    3、如果学习负担主要学习活动负担而不是学科负担,这倒还是一件大好事。相对而言,学科学习以学习文本材料为主,很抽象也比较系统性,那是一种“劳神伤脑”的事;可是,活动类的学习,却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学生乐此不疲,哪有什么负担。    
   4、如果学习负担仅是校内的而没有校外施加的,那么这种负担毕竟还是可控的。怕就怕学生除了要完成校内的“苦差”,还要完成家长的强加,而家长为孩子选定并强制其学习的内容,往往是他们“力所不逮”。
   金校长的“原罪”感,来自于他的直觉,他的将心比心,延长教学时间无疑加重了学习负担,而要减轻学生负担,光减去学习时间是不够的,还得琢磨那些正向的负担,恰恰要加重才是。    总之,在原始积累阶段,与诸多为生存发愁的学校一样,靠增负来提质。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吴兴实验中学在给教师和学生“增负”的时候,是觉醒着的,他们试图寻找到学校“自我”,这个自我被概括为四个字:“典实、平易”,也凭着这四个字,他们终于能从“野蛮”、“粗放”的教学中走出来,以逐渐显现其教育的品格。
   金校长介绍说,“典实、平易”四个字取自宋金时期大文学家王若虚的《文辨》: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於浮华,平易多於奇险,始为知本。“典实”就是有理有据,实实在在;“平易”就是逊顺恬淡,不急不躁。
   “扎扎实实教书育人,不宣传,不争论”,正是学校创办三年中的苦干,成就了这所低调的热门学校的文化。
6、扔了拐棍上路
   减到无法可减时,即为“精”。靠升学确立了地位之后,吴兴实验中学开始了做减法的艰难过程,去除杂芜叫做精。做减法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念好“八个精字诀”--“校园环境精致、教育装备精良、教师队伍精干、教育态度精心、团队合作精诚、教育水平精湛、教育评价精密、学生生活精彩。”
   金校长把自己描述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的刚的一面帮助他毅然决然地做减法,由外而内地减。
   外部的减,金校长名之曰“消减扶持”,就是要扔掉拐杖,使吴兴实验中学学会在竞争中提高生存能力,成为一所依法办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金凯民似乎对来自各方面的扶持抱有戒心,他甚至认为外部的帮助是有害的,一方面不利于学校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他忧惧扶持可能会变成一种腐化的力量,而丧失了独立和自由,最终使学校失去应有的教育品格。
   金校长对扶持的理解影响到了他对外部扶持的态度,他认为,“扶持就是政策性的教育资源的倾斜性投放,也是对学校采取的潜规则竞争手段的默许”。在他看来,长期依靠“倾斜性投放”和“潜规则竞争手段”办学是危险的,他说:“一所学校办学之初,有一些扶持是应当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就自食其力的。”可是,“要学会放弃!”我觉得,他所说的放弃,与其说是放弃,还不如说是一种坚守,在他眼中,公平正义是需要格外坚守的,对教育的大环境而言是如此,对学校内部也是如此,“学校是最需要公平正义的地方”,他坚定地说。
   于是,从2005年,也就是学校开办的第二年开始,吴兴实验中学就放弃了师资方面的扶持政策,他介绍说:“我们不再用行政命令调用教师了,反过来,我们还陆续向其他学校、部门、机关输送了6位人才,还实施了反哺计划,无偿甚至补贴经费用于帮助培养农村教师、校长。”民办学校理所应当将人才推到市场上,为与市场接轨,吴兴实验中学成立了人力资源部门,专门负责招聘、培训、考核工作。
   对搞教育的人来说,人力资源这个词看似熟悉,实则陌生。从资源的角度看,学校的资源主要就是两大类,一是物理资源,主要包括物资、资金、时间、信息、技术、环境等;一是人力资源,主要包括教职工。在学校里,没有比人力资源更重要的资源了。学校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学校人力资源是知识型的,他们的活动主要以智力活动为主,而且他们不仅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同时还是受教育的对象。因此,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远比企业的更具挑战性。吴兴实验中学成立人力资源部门,是一所具备市场意识的民办学校主动迎接挑战的表现。
   从开办第三年,也就是2007年开始,吴兴实验中学取消了招生宣传,取消了优秀生入学高额奖学金政策。金校长说,“公平竞争,公办学校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坚持不媒体宣传、不到校招生、不请客送礼的原则”。
   开办的第四年,也就是2008年开始,吴兴实验中学不再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任何经费支持,反而陆续自行投入近千万元用于改造整修。金校长笑着说:“我们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7、做不尽的减法
   经过原始积累而崛起的吴兴实验中学在2008年提出了英才教育是实施途径,首要途径就是课程设置上的调整,而调整一定是从做减法开始的。他们将国家课程的周总课时数减到了30节/周,也就是国家课程标准所设定的课时数。这显然与他们的矫正机制有关,把学生的学习负担降到合理的限度内,一定是从减少课时数开始的。
   减少课时数的风险在于,随着教学时间的缩短,学生学业成绩会不会下降?为了克服这方面的焦虑,吴兴实验中学应对的套路与大多数减负的学校雷同,那就是强化备课、上课、作业、批改、评价等五个教学环节的规范,他们绕开了五个环节中最难以规范的备课和上课这两个环节,而从作业入手,尝试精选自编作业,不再购买任何教辅资料,并逐渐推广。    学习需要负担,而负担应该是合理的,所以减负的实质其实在于寻求合理的负担区间。但是,减少课时数真的就能减轻学习负担?不能,减少课时数这一强制性的办法是逼迫教师需求其他可能的方法去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这些办法无非是四条:
   1、让学习对学生有意义。因为通过理解学习的意义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与动机,以降低学习负担的感受强度。兴趣与动机是学习的力量源泉,能使学生更为自主、自觉,使外加负担转化为自寻负担。  
   2、依据学生已有心智水平和经验,在“最近发展区”选择“前沿”问题进行探究,以求得压力强度的适宜。因此,教师的教学既要能让学生接受,即智力上可以解决、生理上可以承受、时间上可以安排、情感上可以接纳,又要设定一定的难度,以激发学生积极的思考。
   3、促进学生身心多方面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使各种类型的学习负担协调起来。也就是说,应该使教学达到认知、情感、技能和能力的协调,使左右半脑都能协调运作。
   4、尊重并适应学生的差异性,使不同差异的学生的不同差异点都能得到发展。在学习领域,个体差异有两种情况,一是群体中的个别差异,二是个体中的个别(素质类型及水平)差异,如果教师能兼顾到这些差异,并促进了差异化发展,则教学将更为有效。
   即使教师认识到这些方法和原则,可是未必会自动贯彻,那是因为教学行为中的“路径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所以,断然减课似乎是唯一帮助教师走出来的办法。可是,用这种“休克疗法”,教师会“抗拒”,反而威胁到校长的“执政基础”,因此,改革中的校长总是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好在吴兴实验中学是民办学校,好在金凯民自己教着课,好在教师们知道他们的校长内心的刚毅。金校长告诉我:“2008年,我提出控制升学率,一边减少课时给学生减负,一边要给教师减压,我提出升学率不要太高,重点高中升学率如果超出55%的不给奖励,哪怕你考到90%也只按55%的标准奖励。”
   减了课之后,把时间和空间打开之后,金校长开始从容地为他的“英才教育”布局了。2008年,学校宣布开设了每周8课时的选修课程,直到3年以后,比较成熟的选修课程数目已经达到了20门以上。
   在金凯民看来,选修课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必修课的补充或附属物,他把选修课看做是一种独立的课程形态,其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学生的独特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选修制的产生与发展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知识本身的多样化发展有关,二是与注重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思潮有关。显然,金凯民关注的是后者,他说:“越是英才培养,就越需要让学生学会选择。”
   金校长是一个在教育和管理方面求精的人,一声令下,国家课程的设置回归到了国家标准上,可是,那8门还是20门选修课,是不是有效?这就涉及到以下值得研究的问题上了:
   1、究竟哪些课程应当列入学生自愿选修的范围,这些课程英才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有什么关系? 
   2、初中这个学段,选修课究竟应当开设多少才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同样不好回答,因为,选修课开得过多过滥,势必会影响基础教育的共同基础,导致学生基础学力的下降,开得过少不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但回答说:“即选修课既不能开得太多,也不能开得太少。”那简直就是废话一句。
   3、要让学生“有课可选”,学校就必须有能力开出数量足够、质量有保障的选修课,可是,学校能否开出数量足够、质量有保障的选修课,既取决于它所拥有状况,如一定的教育设备条件,同时更取决于这所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状况,有了好的、优秀的教师,才有可能开出高质量的选修课,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吴兴实验中学有吗?如果有,又有多少呢?
   4、“选修课”,顾名思义是供学生选修的课,既然是供学生选修的课,那就要问,学生会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怎样的选择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呢?在学生选课时,学校其实是要提供帮助的,这样才能减少学生选课的随意性与盲目性,那要不要给学生提供“选课手册”或“选课指南”,详细地介绍每门课的性质、目标、内容、考核办法呢? 
   5、选修课的管理比整齐划一的必修课难度更大,而缺乏有效的管理,选修课怎么才能做“精”,于是得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而最重要的措施莫过于引入学分制管理了。
   金凯民发现,不做减法不搞减负,日子过得还好,可一旦减下去,却减出了无穷无尽的新挑战。
8、学校里的生活味道
   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一向是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在教育实践中,教育、教学要联系生活几乎已经成为教育的公理,可是,学校没有生活,学生在课堂里更没有生活。金凯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以生活为轴心而活着的校长,他更愿意深层次地思考:未来的英才,让他们与生活渐行渐远?减负之后,他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让吴兴实验学校成为一个适合学生生活的地方,他办教育要办出点生活的味道。
   1916年,陶行知先生留美归国后,对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状况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最终的结论是: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远离学生的生活,教学脱离生活。如今,90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在中国依然没有解决:教育脱离生活,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目中无人,为知识而进行知识教学的问题普遍存在。具体来说,以下症状着实不轻:极端的制度化教学,忽视非正规教育的教学途径;教学方式单一,忽视生活学习、实践学习;教学目标单一,知识目标至上和功利化,能力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与知识教学脱节;教学资源开发不足,课程意识普遍缺乏,教科书决定着教学过程,支配着师生的教学活动和视野;班级规模膨胀,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等等。
   远离生活的教育是“反人性”的教育,那是因为生活,也只有生活才是人之生命存在方式;只有人才有生活,生活是人之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离开了生活就不存在人。
   金校长要建构的那个“生活世界”是实践性的,是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交互活动的,是由学生自己“发明创造”的。按照这样的构想,吴兴实验中学2008年起,着力打造了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公共生活平台,而这样一个平台与德育有关,金校长说:“学生的学习生活是其学校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人所要建构的更好生活必定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为了使生活发生改变就必须弄明白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为此,道德学习要从关注现实的生活开始。金凯民清醒地意识到,道德学习与知识学习不同,它所关注的不只是生活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生活事实的生活意义;也即是说,它要在学生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基础上,学会去关注:“这样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吗”,“它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生活于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因而,德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知性、理性的活动,更涉及情感、愿望、体验等非理性因素,正如金校长所言:“如果学校只有学习,学生会很冷漠,那太可怕了。”
   金校长对吴兴实验中学的德育生活平台津津乐道:“比如我们的学生辩论赛,不是展示性的,是人人叁与的,一定要让学生在德育过程中学会自我教育。”有一次辩论赛,论题是“中学生拥有手机的利与弊”,先是在年级中人人参与,而后每个年级选出4位代表,参加校级比赛。学校有个“青春闪亮30分”的活动,每周有一个班级要出一台节目,学生自愿去观看,但表演班级可以邀请其他班级的学生一起联欢。
   吴兴实验中学有一个义工制,金校长介绍说:“学校是有很多活的,以前是学生看不到的,于是我们招聘学生做义工,什么项目,多少人,多少时间,都由学生自己报名来做,现在已经发展到学生自己去发现身边的事,自己找活干!
   其实,学生德育生活平台,在吴兴实验中学其意义已经不是单纯德育与生活相联系那么简单了,而是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学生在校内的生活满足感。生活满足感是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是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一个鲜见的事实是:中学生的生活满足感偏低,这在那些所谓的名校中尤为严重。
   金校长认为他的学校应该改善学生的精神生活品质,为促使学生参与校内外的公共活动,“我们做了一个学分卡,为每项活动赋分,总分为20分,做了一个学期,现在在做中英文对照的学分卡,将来可用于申报国外大学”,金校长介绍说。
   可是,将学生的学习融入生活之中,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还得在学业上有所动作,于是,他们大张旗鼓地展开了研究性学习。
9、学习生活研究化
   学习生活虽然不构成学生生活的全部,但也占据着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和时间。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过于强调了学习的工具价值,强调学习的知识追求,强调学习的认识旨趣,导致学生学生生活品质低下。我们姑且不论学生学习生活工具化的成因,而是要去着力思考,我们应该朝那个方向去改善。 
   金凯民知道,努力的方向应该是:1、学习生活应以形成“自主”的人为终极目的,应该使学生的自我意识觉醒,并能够主动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关系的人;2、学习生活以价值意识的形成为现实目标,生活的意义就是人所意识到的价值的实现,即价值意识的圆满外化,而价值意识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是学习的结果;3、学习生活以实践为依归,是人与环境相互改造的活动和过程。
   明确了方向之后,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学生的学习方式了,因为学生的学习方式不能生活化,那就只有继续沦为工具化的学习了。于是,金凯民坚定地选择了研究性学习,他认识到,研究性学习做为一种学习方式,它与传统学科教学中的接受性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接受性学习中,学习内容是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的,教师是知识的传投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它的最大弊病在于远离了生活。而在研究性学习中,学习内容是以问题形式间接呈现出来的,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
   对于研究性学习,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把它做为一种学习方式、一种教育理念或策略,即指学生探究问题的学习活动:另一种理解是把它做为一门课程,即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金校长的选择,显然是前者。
   金校长之所以如此看重研究性学习,不惜拿出那么多时间来实施研究性学习,主要是认识到了这种学习方式强调“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以个人或组合作方式进行的学习”。两种学习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彼此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我们的学校却不重视研究性学习,于是,金校长开始运用他的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了,他说:“我们非常认真地做研究性学习,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而且拿出上正课的时间让学生做。” 
   其实,研究性学习并不是金凯民的发明和创新,他充其量也只是在执行国家的课程计划。因为,研究性学习做为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早已被纳入新的中小学课程计划之中,但是,目前,研究性学习只在我国部分学校尤其是高中开始尝试实施,大多数学校对研究性学习抱着观望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认识上还存在问题,认为研究性学习与考试无关,费神费力却见不到成效,另一方面是存在着顾虑,认为研究性学习再好也只能在高中做为一门课程开设,初中及小学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开设。
   那么,初中和小学阶段是否也可以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呢?从国外的情况看,法国的研究性学习首先是从初中开始实验的:日本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统一增设“综合学习时间”。在国内,继上海和全国10个省市高中开设研究性学习课程以后,上海等地的一部分初中、小学也开始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实验。实践表明,研究性学习不仅在高中阶段可以开展,初中和小学价段也可以开展,它们的目标、价值追求和所要渗透的教育理念都是一样的。只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知识结构、身心特点、生活阅历、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研究性学习在不同学习阶段应该有不同的目标层次。
   对初中学生,应该尽可能选择一些学生知识能力所及的课题,并将其限定在与其生活有关的一些现象的范畴内。比如,吴兴实验中学的学生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学校的安全设施》,给学校提了很多建议,后来我让总务按照每条建议进行改造,学生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积极性更高了。”
   此外,初中的研究性学习应力求形式活泼多样,学生兴趣越浓,探究欲也越旺。吴兴实验中学为研究性学习专门成立了一个内部网站,网站上呈现了200多个课题,金校长介绍说:“让学生在做之前,用密码登录后可以先进网站看看哪些课题是做过的,做到什么程度,这显然能激发学生做研究的愿望和动机。”
   吴兴实验中学已连续4年在浙江省中小学发明竞赛中获得冠军,仅2010年一年中,学生的发明创造或得国家专利证书有25项,金校长骄傲地说:“整个研究得氛围非常好,我儿子也获得了一个专利,做了一把轮椅,人坐在上面可以随坡度而调整……”
10、态度并不决定一切
   吴兴实验中学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要对前些年的成功做一番总结,其最大的成功在于教师的工作态度,这里的教师是广义上的,无疑还包括了学校中以校长为首的干部队伍,金凯民一向是以“首席教师”自居的。
   然而,随着学校的发展,减负增效的推进,继续苦干已经不合时宜,金校长说:“学校小有成就以后,就会发现有一批功臣,和你一起同甘共苦的,他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觉得辛苦了这么就,可以歇歇了;二是有些农村的老师当初是以低姿态进来的,但是他们开始慢慢起来,我担心他们的自信会演变成自傲。我不能让这个学校产生一批自大狂,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共患难是可以的,但是环境好的时候,却不能共甘。”
   表面上看,金校长担忧的主要是教师的工作态度问题,这所新兴的学校,一直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作为支柱,一旦“撑不住”了,“学校衰退起来也是很快的”,金校长说;而更深一层的担忧是:如此勤奋努力的吴兴实验中学教师,他们到底还能撑多久?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是个让校长们揪心的大问题,如果教师对工作不再有内心的动力、冲劲或意向,对学校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校长和管理者非常赞赏的教师,他们往往在遇到阻力和困难,依然能奋勇向前;他们很要强,从不得过且过、任其自然;他们很自信,别人能办到的事,相信自己也能办到;他们为实现某个理想目标,不怕吃苦,以苦为乐;他们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些什么;他们讲效率,从不愿拖拖拉拉做事;他们即使难免出现过失,也要积极地去做;他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照样加班加点工作;他们敢于为自己的决定或行动负其责任……   那些工作主动的教师,更是被校长和管理者视为“宝贝”。工作主动的教师,总能 在没有人鼓励和督查的情况下,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甚至愿意帮助同事们去完成自己份外的工作。那些工作倾向于消极应付的教师,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宁愿等待;他们仅仅对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负责任;他们首要关注的就是他们的个人需要,希望自己遇到困难时别人能援手相助,而自己却极少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
   学校创办初期,吴兴实验中学的教师们既积极又主动,而他们如果不能再继续维持这种良好的态势,除了与金校长所说的“自傲”相关之外,可能还与长期所承受的压力有关,毕竟,一个普通人是无法长期承受如此强大的压力的。吴兴实验中学为在名校如林的湖州市区暂稳脚跟,所承受到的巨大压力,其实多半由他们的教师扛着。有时,他们工作上的倦怠实在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努力,而是真的“撑不住”了。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吴兴实验中学教师的压力差不多到了极致。
   压力首先来自于教师自身。吴兴实验中学的前几批教师,他们多半从农村调到市区,因此他们对自我的要求较高,希望自己能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来证明自身价值,他们对自己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往往归结为自己不够努力,自己能力还不够强,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做出理想中的成绩时,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急剧下降。研究表明较低的自我效感能直接导致情感的衰竭,严重的甚至造成人格分裂。
    压力还来自于外部。学校创建以来,教师们普遍工作量偏大,尤其相对于公办学校来说,民办教师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师们除了正常教学外,还需要搞研究,需要适应不同个性的个别化教学,还不得不面对学生和各级领导的评价、考察、组织、管理班级、处理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关系等。
     此外,吴兴实验中学的教育改革也给教师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为实施“英才教育”,为“减负增效”,同时还得为保证学生学业成绩,吴兴实验中学几乎每年都产生新的改革方案,向教师灌输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观念,要求教师采取新的教学方式、实施新的课程,这无疑对教师的接受能力和适应性提出了挑战。
    于是,压力正在消解教师原本旺盛的工作“斗志”。
   变革中的吴兴实验中学,应对教师压力,无非有两种行动取向,一种采用“组织向内”的方法,也就先改变组织管理系统,而使个人的改变紧随其后;另一种与此相反,叫做“个人向外”的方法,就是首先期待着教师个人的改变,然后才是学校的改变。前者强调的是外在于教师的组织结构、评价机制、薪酬待遇等的改变,后者关注的是教师自身知识、能力的成长和专业意识的增强;前者更多地表现为教师对外在环境的追随和适应,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对外在环境的超越和自我专业提升。
   金校长的决策显然是“个人向外”取向的,他将教师的专业性提高看的更为重要,通过使教师更能胜任工作,从而提高“抗压”能力,进而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个人非常赞同金校长的策略,因为学校惯常采取的“组织向内”的模式,将决定变革与否的权力集中在上层管理者,而非普通教师。相对于行政管理阶层,教师在学校场景中显然属于弱势群体,其自身的需要和诉求很难通过合适的渠道得到有效表达。因此,以学校管理层的利益和专业判断为基本决定力量的“组织向内”的改革取向就很容易触动甚至损害教师的切身利益。因此,教师中常常产生“这些改革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是管理层所需要的”的感慨,反而不利于其工作态度的改善。    
   下面,我们来看看金校长的对策。
   他说:“我首先提出加强师德教育,要做出一套教师的行为规范。”在金校长看来,教师的专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其“专业品质”的发展,在抓师德规范方面金凯民绝不含糊,“我常与教师说,这所学校是我事业的生命,但有时你们一不小心会把脚踩在我的身上,踩在了我事业的生命上,我可以轻轻的把你的脚移开,但我的动作如果大了,说不定你就会被我翻到在地。做教师行为规范,我是要告诉你我的身体在哪里,免的你被我掀翻在地。”金校长说。2009年,吴兴实验中学提出“责任胜于能力”的口号。
   不过,金校长的话中虽然带有“威胁”的成分,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用民主的方式,“师德规范一定要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产生的!”金凯民坚定地说。
   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是个关键,“学校的发展都是呈螺旋式上升的,缺乏能力就得培养能力”金校长说,“我们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办公室,其功能是独立的,把之前属于校办的人事管理工作抽出来,把教科室的科研功能抽出来,让这个部门更好地帮助教师成长”。
   但是,如何有效地开展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呢?可能在策略方面要与学校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考虑。
   新建学校的教师队伍相对不那么稳定,年轻教师会占有一定比例,整个教师队伍比较有活力和战斗力,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学校管理者往往会倾向于健全规章制度,规范教师行为准则,设法缓解教师压力,并促进教师队伍稳定,使教师始终置身于一个和谐的奋发向上的大集体中,并从中汲取化解压力的力量和勇气,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关注青年教师成长。
   发展中的学校,规章制度已经较为完善,教职员工中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和思维定势,这时应推进学校民主管理,鼓励创新意识和自主精神,让教师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复杂的工作,承担更多的角色;学校应针对教师多样化特点,提供多元化教师培训,帮助教师摆脱职业倦怠。
   成熟学校,其教师队伍的结构均衡、分布合理,整体比较优化,在这个阶段,学校应树立名教师品牌,扩大名教师的影响力,并完善教师评价回报体系,将教师培训、教师科研等促进其专业发展的活动举措从“加重教师负担”转变为“教师享有的福利”,纳入教师的整体薪酬设计。
   崛起的吴兴实验中学是一所发展中的学校,他们走的是一条培训多元化的道路,其目的指向于三个方面:
   1、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强化教师教育教学技能。金校长说:“教师培训不因该让教师陷入到理论里的研究当中,教师工作是一个临床的工作,主要是实践经验,实践经验就是发现问题,教师要善于发现问题。我们对教师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建立了支持系统,有一帮人可以帮着教师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根据提出的方案去解决问题。
   2、以知识、技术更新为导向。教师培训要进一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扩展教学视野,扩充信息储藏量,更新知识和教育观念,教会教师们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吴兴实验中学这些年不断地派出教师外出学习,金校长说,“我们给人力资源办公室可自行支配的经费是每年20万元,用来请专家或者送出去培训学习都可以的。”
   3、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个性风格为导向。金校长介绍说:“我非常欢迎外面的人到我们学校来考察学习,他们到我们学校来,其实是来检验我们这支队伍,让我们的教师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风格,最终能成为专家型教师。为什么一所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呢,因为它的课堂总是打开的,所以我们与周边的学校结对,他们经常派老师来学习,这很有好处。”
   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校本化是一条必由之路,而教研组的薄弱却是令金校长头疼的事,他说:“由于目前学校是重管理,轻教研,也就是重年级组长,而教研组长被弱化了,可能很多学校都有这个问题。”于是,金凯民的视角便转向了组织管理。
11、年级组还是教研组?
   教研组是由同或相似学科教师组成的教学研究组织。因为教研组是教学研究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所以,在日益行政化的中小学,教研组普遍地沦为可有可无的地位。因为教研组长负责组织领导本组教学研究工作,而不是介于校长、教导处和教师之间的一级行政干部,所以,教研组长的“虚弱”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不少学校,教研组长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在日趋强大的行政力量面前,学术方面的力量总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教研组和教研组长在具体贯彻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施、学科教学进度分析、教材教法改进等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很难发挥。
   教研组长们的工作积极性可能也因为学校组织管理行政化的倾向而被削弱,金校长坦诚:“我们很多中层干部都是年级组长提拔起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是按年级组来编排的。由于学校小,按年级组办公的好处是一个年级就在一个办公室,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本年级里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了。”
   按年级办公的“惯例”直到金校长的“觉醒”而开始改变,他越来越意识到教研组不仅仅是一个“教学研究组织”,它更是一个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随着中小学“校本研修”的兴起,教研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我们要尝试按教研组办公!”金凯民说。于是,就有了教研组办公的申报程序,他说:“语文组申报了,为鼓励他们,学校决定语文组全体成员每人送一台电脑。”
   我国中小学年级组的孕育经历了两个有迹可寻的不同阶段,即先是教研组发生职能变异,逐渐承担管理性职能的时期;随后,随着中学规模的急剧膨胀,年级组就不得不“应运而生”了。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中学内部未设“年级组”。因为,当时中学规模一般不大,基本上不存在管理上的困难,所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仅对教研组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和规范。例如,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学案)》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学各学科设教学研究组,由各科教员分别组织之,以研究改进教学工作为目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校长从各科教员中选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家开始推行中小学布局调整,建设“示范性高中”以及“高校扩招”政策催生了一批超大规模中学。这类学校同一年级的班数一般达10个以上,班级总数往往在30个至60个之间,学生数则达3000人到6000人之多。对于这类学校,如果仅按以前的传统模式进行管理,或在教导处主导下让教研组分担二些管理职能,显然十分困难。此时,迫切需要一种可协调学校内部各方矛盾,并能分担学校各处室管理职能的基层管理组织的出现。    1988年8月,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学德育大纲(试行稿)》规定:“年级组是实施德育大纲的重要环节。年级组应定期组织年级组教师分析研究本年级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制订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沟通信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组织本年级教师共同贯彻德育大纲的要求。”1995年2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发的《中学德育大纲》进一步规定:“学校要加强对年级组和班主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年级组应定期组织年级教师分析研究本年级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状况;制订实施本大纲的分年级要求;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开展年级性的教育活动,组织本年级教师共同完成本大纲的任务。”从此,就正式确立了年级组作为学校基层德育管理组织的合法地位。    目前,不少学校纠结于年级组和教研组的关系问题,许多中小学实行了年级组与教研组并存管理模式,但到底孰轻孰重?这可能要与学校具体处境有关,金凯民的倾向是加重教研组的分量,自有他的考虑。
   而加强教研组建设,只是学校组织系统改造的一小部分,或者说只是学校“基础组织改造”的任务,金校长真正在意的是整个学校的组织改造,还包括高层的和中层的,可能系统改造远比只对基层的改造难度大,即使是一所有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学校,这样的改造也还是困难的。
   大量研究表明,纷乱的工作环境、独断的领导型态、科层化的组织规模、淡漠的人际关系、对立的组织冲突、政出多门的组织结构、无效的沟通状况、严重的疏离感以及变革的高度不确定性等学校组织特征都成为了教师的压力来源。
   事实上,学校作为一种具有部分科层体制特征的组织形式,其表现出来的等级性会在教师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尤其在推行某项改革计划时,这种行政指导的作用就更为明显,教师在学校变革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负面情绪集聚起来,将严重影响教师的工作热情,挫伤其自信心,导致其对“舒适地带”的过分留恋,甚至激发其产生抗拒变革的行为,从而使任何改革措施止步于教室门外。    
   “学校发展到今天,管理上的调整势在必行”,金校长说:“必须做到管理重心下移、管理阵地前移,尤其是要加大各工作团队的管理权限,学校领导要学会由指令改为指导。”吴兴实验中学明确提出:“在统一的战略决策下,给一线的指挥员指挥权”。2010年第一学期,学校重构了德育管理框架,将德育工作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人教育”、“健康人教育”、“高尚人教育”,金校长介绍说:“由学校管底线,年级管中线,班级管上线,给班主任赋予更多的管理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形成班级特色”。
   我认为,金凯民在学校组织管理系统方面的改造,并非一时的冲动,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一直在支撑着他,那就是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他实在不愿意这所学校的兴起只是一个偶然。
11、让学校永续辉煌
   与所有富有责任感的校长一样,金凯民一直在思考学校的生命周期问题,对一所学校的首任校长来说,这一愿望显得尤为强烈。而他们的指向一定会是组织调整和改造。
   所谓生命周期是一个为了说明生物体生命过程特征的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它用来指有机体的产生、发展和死亡过程,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这一生物学观点也可以引入学校发展中,学校是一个组织,它所承担的任务、服务的群体以及环境的变化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
   目前,人们对组织发展阶段的划分仍没有定论,主要存在有三种观点:
   1、“三阶段说”:如,非正式的“个人表演”到正式化的官僚制(科层制),再到多样化的集群阶段。照此说法,金凯民应该放弃“个人表演”,而将学校组织带入科层制的轨道,并逐渐通过赋权而使各个工作群集更具主动性。
   2、“四阶段说”:如,创业阶段、聚合阶段、规范化阶段和协作阶段。按这种学说,吴兴实验中学应该进入规范化阶段,通过各项规章制度建设,提高工作执行力。
   3、“五阶段说”:如,创业和创造性的阶段、直接或理性领导的成长阶段、通过员工的成长阶段、经由协调的成长阶段、经由合作的成长阶段。参照这个理论,金凯民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虽然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相关理论,对组织发展进程有不同的划分,但是也还是可以归纳出以下几项重要因素决定着整个组织的发展进程:
   领导风格。学校发展初期,校长的管理往往以个人管理为特征,个人化的领导风格明显,要求管理者充分发挥创始的人的人格魅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壮大,个人化的领导风格逐渐淡化,管理水平向着专业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管理者更注重民主的氛围与广泛的参与性。
   金凯民在吴兴实验中学建立起了足够的影响力,他个人的理念、思想和品格成为这所学校崛起的基础之一,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他的影响力可能变成了学校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对由此所带来的风险,金凯民的头脑是清醒的。所以,他在充分运用学校的规划权、教学的指挥权和质量的控制权的同时,格外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将他的智慧展为群体的智慧,形成“组织智商”。
   2、集权与分权。校本管理是当代学校改革的主流趋势之一,其核心在于两点:权力下放、参与管理。开办初期,金校长在学校管理中有最终决策权,当然,在决策过程中校长需要向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代表咨询,但决定权还是在校长手上。随着学校的稳定发展,金校长有意识地增加教师在课程、人事等方面决策权,使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专业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让教师们通过参与决策的全过程,以提高他们执行决策的信心和责任感。
   3、学校文化。学校创建初期,除了物质文化的建立之外,它的价值文化也以创建者价值取向的原生态形式开始萌芽,并对组织的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吴兴实验中学的制度文化开始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被教职员工高度认同的学校理念系统。
   4、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学校建立初期,守着外部力量的扶持,经受着外部的压力,当学校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它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学校从被动地应对社会压力逐步转变向对外开放,吴兴实验中学已经开始将学校的文化理念向社会传播,从而产生了辐射效应。
   这是一所年轻校长带领下的年轻的学校,短短几年的功夫便在湖州地区享有盛名,成为一所热门学校,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
   而如金凯民那样坚守着“低调”风格,便能在当地名校中占有一席之地,则更是为奇迹。
   当终于这所学校拥有百年校史的时候,所有与这所学校相关的后人们,一定会感喟先辈们的隐忍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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