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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订学校规章制度》导读 新年试笔:2013
未知 做个骄傲的咨询师   [ 日期:2012-12-12 ]   [ 来自:本站原创 ]

好久没有写东西了,欠着两本已起过书名的稿子,早就过了与出版社的约期,编辑暗示明示多次,依然未曾动笔;个人网站的点击量早就过两千万,可挂在网上的文字却还是老面孔,实在有些对不住关注我的朋友们;从去年起,中止了所有报刊杂志的约稿,哪怕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为什么不再那么热衷于写作?之前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一向笔头勤而且快的,我在寻问我自己:一个如此热爱表达的人,为什么如今却不愿意落下文字。

  是因为老了?我想“老”这个字用在一个九十年代才走出大学校门的人身上是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的。虽然性格中的那种悲剧感和绝望感使我看上去确实有些见老,可内心却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又未曾受过生命打击与生活挫折,即使是扮老也还是扮不像的。
是因为江郎才尽?这是我死也不愿承认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数个新念头就像泡泡似的涌上我的头脑,我从未有过失去创造力的不祥之兆。我甚至还信誓旦旦地对我女儿说,老爸永不枯竭。

  是因为太过喧嚣而不愿与众声一起欢唱?博客、微博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声音太多,那些有价值的意见反而可能被淹没。但我也不认为只有我的声音才动听,或只有我的声音最有力量,虽然我一度因为发表“另类”观点而被一些人记住,但我从未自诩自己就是意见领袖,也从未发过此类痴梦。我甚至还认为,文字是非常软弱的东西,靠文字启蒙人民和改造国家,也只有鲁迅这样的“天才”才想得出来。

  如果这些都不是我停笔的原因,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苦思冥想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被另一种表达方式迷住了,那就是对话。

  2006年下半年,我辞去公职去了一家民办学校当校长,未曾想这是一家行将就木的学校,于是不得不再次离职。这一变故把我第一次逼上了失业的绝境,于是从2007年起,我开始谋划起我的再就业工程。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到学校当老师,一路走到了校长岗位,你说我这种简单经历的人还能做些什么?
  
  我发现似乎我的唯一可用之处就是我的表达,书面的或是口头的表达。我意识到,虽然我们远未到表达自由的时代,可我还是可以在“非敏感”领域内充分表达我的主张、愿望、想法,甚至是小念头。所幸的是,有人愿意为我的表达付钱。

  出版社愿意付钱买我的文字,据说我的书销量还颇为可观。我用我十分冷静的头脑分析一下就明白,销量并不代表作品的水平,在极少有教书人读书的国度,我的那些书主要是被集体购买的,而买主甚至都没有读过我书中的哪怕一个字,我就从来不信有权决定为整个地区的教师配学习用书的人会读书,权力总是与书本不相容。而我的书为什么被挑中,主要是书名简单易懂,比如《给教师的100条新建议》、《给校长的建议》、《忠告中层》之类,至于我的得意之作,如《顾此失彼》之类,却一定属于滞销之列。这让我多多少少对写书有些厌倦,加之我国对文化产业的不重视,也着实让我这等小作者心寒,那税也克得我太重了。

    各类培训机构愿意购买我的表达。多如牛毛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无论官办的、垄断性的,还是民营的,总需要有人上台去讲课呀,而真正使听者为之心动的讲手不是太多,很少有人去钻研而成为教育界的“培训师”,而我恰恰有动力培养自己,我有强烈的动机让我这么勤勉地去认真应对每场讲演,而因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光环在身上,这使我能更平易地与不同的人交往。与我的文字不同的是,我的言说从来不摆傲慢之态,这让我逐渐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专业讲者。可是,我在有意减少自己外出讲课的次数,原因主要是觉得太无聊,在不同的地方讲同一个话题,讲三五次也就罢了,要让你讲上百场,把自己搞成录音机似的定时播放,实在意义不大。更何况,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我心中一直在怀疑,我讲的那些内容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吗?上讲台之前,我对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在台上滔滔不绝,不是因为他们有问题,而是我在假定他们有问题。我讲完之后,他们给予我的掌声到底有多少是出于真诚,而他们的热烈掌声又与我何干?

  我一度享受着表达带给我的快乐。并暗自庆幸,如果偏于学校一隅,我哪能知道天地如此之广阔。当一个人被强烈需要的时候,心中有些得意也是难免的。可是,在图书销量和培训现场掌声之后,无尽的困扰纠缠着我,使我感到寂寞的威压,我当时并不清楚这种感受究竟从何而来,我知道那一切都不是我真正要的。

  最终让我停止的这种生活的,是华师大出版社的又一个约稿,编辑希望出一套“对话名家”,让我找一个对话的对象出一本对话集,我找到了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徐红,我们俩关在我的工作室里,陆陆续续花了半年时间,当真做了十多个小时的对话,集结成一本小书《谁是教育的敌人》,就是这次经历让我迷恋起了对话,而反感起无聊的独白。我忽然发现与人对话是多么的愉悦,而且如此有效地开启我的心智。通过与人对话,我发现自己懂得比我所知道的还多,也发现自己的无知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虚妄与无助。这种体验绝非写书与讲演可以比拟,让我从此心醉。

  于是,我便改变了表达的方式,不再写,也不再做演讲,厌倦了一切独白的方式,转而与人交谈,在学校的会议桌上,在校长们的办公桌上,在餐桌上,在酒吧台上,凡可以对话的,在哪儿都行。云南,新疆,东北,山东,甘肃,四川,武汉,无锡,扬州,杭州,北京,上海……只要有人与我交谈,我从不拒绝。我发现,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当校长和教师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我便成为他们倾诉的对象,而此时我也比往常更积极地调动我的知识储备,有直接经验也有间接经验,我无所保留地将我积蓄的一切托盘而出,哪怕我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根本不能帮到他们,他们依然感到快慰,至少有一个人在如此认真地倾听他们心底里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如今的世道,办学如此的艰难,行政干预,教师焦虑,社会冲突等等,几乎窒息着每个还愿意有所作为的教育人士,他们都需要帮助,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需要有人来指引,需要有人与他们贴着心地交谈。可是,他们又能找谁呢?

  我发现了由此带给我的机会,我可能是他们的“军师”,没有比当过校长的实践者更适合当他们的军师了。我很快就学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并为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而感觉骄傲。
我将此类活动定义为教育咨询服务。与一般的培训相比,咨询活动的逻辑起点在于真实问题,作为咨询师,挑战在于:1.必须尽快进入学校的真实情境;2.必须理解校长和教师的困惑和困难;3.必须用更灵活的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我应对挑战的策略主要是与求助者交朋友,并且应能更快速地提取知识。只有与求助者成为朋友,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才能得到完整的信息;快速地提取知识才能赢得信任,并使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更好地被对方接受。

  与独白相比,这样的对话活动,不仅给予求助者更切实的帮助,而且无疑丰富了我的个人经验;更重要的是,我几乎每天都在与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讨论真问题,逼迫我不停地读书和思考,于是我发现自己的在成长,而我都能听得见自己成长的脚步声。

  追溯起来,我的初次咨询活动还是在八年前,应朋友和徒弟之邀走走看看他们的学校,与他们随意喝喝茶聊聊天,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些活动也可以做到专业。不过这些难得的经历无疑锻炼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正是靠着这一能力,我才能在正式的咨询工作中做到“问不倒”。

  自从我对外宣称自己在做咨询工作之后,我的“订单”日益增加,多为朋友和徒弟们的托请,直到我的工作已完全饱和,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甚至连休息都捞不到。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们对咨询服的市场需求之强烈远超过培训类的学习活动。在云南、广西、武汉、杭州、上海、无锡、扬州、济南、延边、大兴安岭、新疆等地,我都有了服务点,这让我可以骄傲地宣布:我了解中国教育,超过几乎所有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官员。

  估计我的咨询活动还可以做十年。为什么是十年而不是二十年或一辈子?不是我不愿意,说实话我的有生之年只做这件无比自在而又有价值的事已经足矣,可是这个工作对体力和脑力的挑战又是如此的巨大,没有强健的体魄是撑不下去的。于是我得好好珍惜这黄金十年。

    此次重新拿起笔来写点东西,是应《校长》杂志之邀,多年前我曾在这本杂志上开过专栏,后因种种原因而中止。此次再度写稿,纯粹是为了记录,记录我“黄金十年”的咨询生活。《校长》杂志舍得拿出宝贵的版面来登载我的《教育咨询手记》,实在是我的一种荣耀,是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所谓教育专家们集体的荣耀,证明我们这些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做一些重要的事,甚至做一些开创性的事。

  无论何时,只要有勇气,总还是可以不再委屈求全,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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